“唐宋八大家”是中國古代散文之經(jīng)典作家，其定名成于明人茅坤選編之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（以下簡稱茅《鈔》）。萬歷七年，茅《鈔》在杭州刊行，此后家弦戶誦，漸重于世。茅《鈔》的流播助推了選評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風氣，各種同類型選本前后涌溢。這些選本在編選旨趣、選文好尚以及文道觀念上雖有所區(qū)別，然其討論，大抵不出道與文兩大范疇。上海圖書館所藏鄭邠輯《八大家文抄自怡集》（以下簡稱鄭《集》），是明人批選八大家選本中體量最小的一部，卻提出了八大家評選的一個重要維度：術(shù)。“術(shù)”之范疇，并非屬于儒家道統(tǒng)，鄭邠以此揭示與強調(diào)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經(jīng)世致用之功，凸顯文章濟世這一觀點，值得重視。

鄭《集》僅見于上海圖書館，為孤本，由鄭邠親手抄錄，是名副其實的“文抄”，因此具備可貴的文獻價值。抄凡四冊，不分卷。鄭《集》選評唐宋八大家文僅93篇，與動輒數(shù)十卷乃至上百卷的唐宋八大家選本相比，堪稱粹中選粹。書首有署“崇禎四年辛未七月七日鄭邠書”的《八大家文抄自怡集小序》，文后矜“鄭邠”“芥菴”朱?。挥惺?ldquo;靜遠齋孟遷氏又題”的《后序》，文后矜“子輿”“靜遠齋”朱印。正文有朱筆圈點、夾批，并附有少量題下評及眉批；文后有朱、墨雙色評語。輯者鄭邠（？—1646），常州武進人，曾任昌化學訓。隆武二年三月，清兵陷金華，東閣大學士朱大典“合門縱火焚死”（《明季南略》卷十），時鄭邠館于朱大典家，并同殉難。是集顯示了明末文章觀念之變。

傳統(tǒng)的文章選本或重于道，或重于文，或二者兼重，而鄭邠對文道關(guān)系、對文章的批評有著獨到的見解。他提出文、道、術(shù)三個維度的考量，尤其推挹于術(shù)。文道關(guān)系是中國古代文論中的一個核心議題。八大家之首的韓愈，提出修辭明道的觀念；柳宗元也說，“圣人之言，期以明道”（《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》）。后世的文章理論大多集中于道與文這兩個范疇。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明確提出“文以載道”（《通書·文辭》），這個觀點影響深遠。茅坤在《唐宋八大家文鈔總序》中提出：“孔子之所謂其旨遠，即不詭于道也；其辭文，即道之燦然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。”也體現(xiàn)了“文道合一”的觀念，而其后之“文特以道相盛衰”，則完全確定了文與道的統(tǒng)一關(guān)系。茅坤的觀點代表了唐宋派古文家的文道觀念，強調(diào)“文道合一”“文道非二”。鄭氏在《小序》中明確提出：“八家之于文，直寄焉耳。其文之無關(guān)道術(shù)者，又直文之寄焉者耳，不存焉可也。”鄭邠以為，文章要有關(guān)“道術(shù)”，文之可貴在其為“精神心術(shù)”之寄托。與“文道合一”的觀念相比，鄭邠在理論上顯然有所拓展，將“術(shù)”引入了文章批評的范疇。為了進一步申明其說，鄭邠在《后序》中又指出：“八家之所以言者，一以明道，一以經(jīng)世。后之人而茍能為明道之言、經(jīng)世之言也，則不必八家之言而后以為言也。”與明道同等重要的是經(jīng)世；而若能明道又經(jīng)世，其他的文章家亦具有重要意義。“六經(jīng)，圣人明道之書，而亦無非用世之書也。”文章的“用世”之功，在鄭邠看來即等同于“明道”，二者同等重要。這樣一來，鄭邠對文章的批評標準就突破了文與道的二維論，推衍到文、道、術(shù)三個維度，強調(diào)文章既要“有補于世教”（《晉文公問守原議》文后朱評），更要以經(jīng)世致用為其旨歸。對“術(shù)”的推崇，本屬于法家的思想體系。法家將“術(shù)”與儒家推崇的仁義道德所屬的人心主觀范疇相對照，寧取更為客觀的法術(shù)。“釋法術(shù)而心治，堯不能正一國；去規(guī)矩而妄意度，奚仲不能成一輪；廢尺寸而差短長，王爾不能半中。使中主守法術(shù)、拙匠守規(guī)矩尺寸，則萬不失矣。”（《韓非子》卷八）因為道與術(shù)有一重主觀一重客觀的區(qū)別，所以儒家和法家彼此攻訐，互不相融。鄭邠道術(shù)兼重，有調(diào)和二家的意味。

以選文而論，鄭《集》傾向于收入那些有補世用的文章。鄭邠所選柳文僅五篇，為《封建論》《桐葉封弟辨》《晉文公問守原議》《咸宜》（另有《答韋中立論師道書》節(jié)選），對比茅坤選柳文書啟記傳、論議辨雜文及碑銘誄表共131篇，所選柳文數(shù)量極為精簡。一般編選者所熱衷的柳宗元山水游記及序與論也未編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鄭邠另選了一篇茅坤以及其他八大家選本較少關(guān)注的《咸宜》。這幾篇柳文，論封建之大勢、論君王治理與臣子事君之道，內(nèi)容集中在經(jīng)濟之道術(shù)。而鄭邠選小蘇之文，更能顯示其去取之道。鄭邠選潁濱文八篇：《三國論》、《唐論》、《君術(shù)》（兩篇）、《臣事》（三篇）以及《民政》。潁濱文數(shù)量所以超過了柳州文，在于潁濱所論，就是御天下之術(shù)。如《君術(shù)》二：“將求御天下之術(shù)，必先明于天下之情，不先明于天下之情，則與無術(shù)何異？”潁濱重視的是御天下之術(shù)，甚至他以為“術(shù)者，所謂道也。得其道而以智加焉，是故謂之術(shù)。古之圣人惟其知天下之情，而以術(shù)制之也”（《君術(shù)》一）。潁濱和鄭邠一樣，將“術(shù)”推到極高的地位，可與“道”并列。

鄭《集》評點豐富，指向明確，尤可見其對“術(shù)”的推尚。重道、重文的八大家選本，于評點之時側(cè)重指示文章對道統(tǒng)之承繼及其本身的審美特質(zhì)。觀鄭《集》之點評則異乎是，其品評多從文章的經(jīng)世之功展開，重在言術(shù)。比如，對蘇洵的《易論》篇，茅《鈔》批云：“文有煙波”，“謂圣人所以‘用其機權(quán)以持天下之心’，過矣”。鄭邠則謂：“圣人治天下之法，莫大于禮。老蘇諸經(jīng)論皆以為維禮之窮，雖不盡作經(jīng)本意，然其議論自足持世。”二者持論根本有別，前者本乎圣人之道，兼及文采；后者則著眼于圣人治天下之法，意在論術(shù)。又如批點蘇洵的《諫論上》，茅坤云：“千古絕調(diào)。荊川謂：‘此等文字摹荀卿’，良是。”鄭邠則提出：“有龍、比之心者，多不暇為蘇、張之術(shù)，則亦經(jīng)行其直而已。”前者重在講評文章本身，后者則專事討論老泉文中之“術(shù)”。道統(tǒng)、辭采之外，專一在文章的世用之功上用力，是鄭《集》評點有別于其他八大家選本的一個顯著標志。評蘇轍《君術(shù)（二）》：“前數(shù)說君子之情，后數(shù)說小人之情，情得而后可用馭之之術(shù)，奸雄之不可不駕馭也，甚于君子。故此書誠為君術(shù)之要也。”評點蘇洵《審敵》：“戰(zhàn)之一說蘇家父子皆然。至于備戰(zhàn)之術(shù)，不若兩兒之乘之工也。”是皆以“術(shù)”作為評騭文章的出發(fā)點，與重文、重道之八大家選本明顯不同。

明末社會危機重重，思想界和文化界開始反思空疏的道學。明清易代給士人帶來巨大的思想沖擊，以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、傅山等為代表的知識群體將故國陸沉、神州板蕩歸因于其時“置四海之困窮不言，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”（《亭林文集》卷三）的空疏學風，強調(diào)學以經(jīng)世，力倡文章要“有益于天下，有益于將來”（《日知錄》卷十八）。由此，標舉學貴實效、期于經(jīng)世致用的實學思潮開始占據(jù)主流。鄭邠歷經(jīng)動亂，國破家亡的深切體會與思考，化為強烈的經(jīng)世意識與深切的現(xiàn)實關(guān)懷，于批選唐宋八大家文中，在文與道之外突出文與術(shù)的結(jié)合，透露了明末虛學向清初實學轉(zhuǎn)型的信息。（張海沙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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